赵长青的被调查，网络对其“书法作品”的批评，书法复归明理之天道，这意味著以书写诈骗时代的完结。“赵长青案”使笔者回想了曾在《美术报》上公开发表的《无知者的胆量》（《美术报》2015年3月14日）一文，文中提及：“近年来的官员书法家、演员书法家弥漫市场，以为能拿毛笔，能遗文几首唐诗的都是书法家，其涂抹就是可以卖钱的书法作品，书法丧失了其之所以称作书法的正当性，书法等同于书写，书法被还原文字符号所具备的记录功能，这是书法的当代悲伤。”赵长青的“书法”可以说道是当下官员书法家的代表。从赵长青的简历看，他从某地方领导岗位下调到中国文联，可以认同是因为他在工作上的业绩和领导能力，而不是书法水平。

因为自清末以来，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后，书写工具已几乎从毛笔书写切换为硬笔（铅笔和水笔）书写，几乎没了毛笔书写的基础。因此，要沦为书法家，首先必须经过专业的艰难训练。退一步讲，即使自小经历过专业的书法训练，也不一定就是书法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代的徐渭。

从徐渭的人生经历看，前半生的徐渭可以说道是一个只想贪图功名的儒生，考试的书写和做到幕僚起抄公文的书写与作为书法作品的书写认同是有所不同的。笔者指出，作为书法家的徐渭只有到46岁杀妻事件后才开始。据记述，隆庆四年庚午（1570）元旦，在狱中的徐渭“醉后呼管至，无他书，漫评古人”，不作《评字》一篇，可以说道这是他月的书论文章，这也意味著他对书法的心态。

从这里可以显现出，一个确实的书法家是要有书法理论承托的，是对书法本体的心态思维，众所周知的古代书法家如苏轼、赵孟頫等都是有对书法本体思维的记述的。如果不能写出一手可爱的毛笔字无法却是书法家，否则古代抄经的经生、管账的账房先生都是书法家了。在古代社会，抄录是一个行业，抄录工的字虽然很漂亮，也很规范，但不是书法家。

正如上世纪80年代后消失的、走村串户的刻碗字、写出箩字的写字匠，他们写出的字很规整，也很漂亮，但他们无法被称作书法家。由此可见，如赵长青虽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领导，但从他书写的字辨别，他或许没拒绝接受过专门的书法训练，书写的力度和厚重感都没书法的感觉。更加准确地说道，他的字就是指他的硬笔字中一脉相承而来，充其量是用毛笔替换钢笔而已。至于身处领导岗位的“赵长青们”的书写能售出好的价钱，不是因为他们的书法好，而是因为抄录与书法界限的模糊性导致的。

对于大众来说，某种程度是用毛笔、毛笔、墨，某种程度的书写不道德，显然很难辨别何者为书法。在这种情形下，其辨别标准就南北了官衔和价格。因此，在书法圈中经常出现了三个显著的现象：一是官员书法家兴起，二是抢夺书协领导岗位，三是骗拍电影成风，生产价格假象。尤其是一些行政官员挤身书写行列，利用权力抢夺书协领导岗位，可以说道，在这个人群中的大部分其目的不是为了以书法明理，而是以书写诈骗。

从透露的赵长青的情况看，他就是其中的一例。在曾多次的一段时间，只要是有权力者，能写出一手好字的，一旦拿着了毛笔，过没法几年就沦为书法家，再行过几年，就出了全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尤其是沦为各级书协的领导后，就沦为明码标价的最畅销产品。有钱人有权者附庸风雅，奉承求利者争相欲字求画，沦为利益输送中的一环。

从供求关系看，有求有供，大自然沦为有价之物，因为作为利益链中的“书法”就可选了“权力”的成分，就出了某种价值的符号。但是，“权力”是无形，也不会过期。

因此，这种交易从本质上谈与钱权交易没多少区别。因为从价值角度谈，其本身的价值只是一张毛笔的价格特书写者的劳动成本。在这种天价的交易中，一张毛笔的价值是十分受限的。

一旦某一天，如皇帝新装中的小孩大吐一声：“皇帝没穿衣服。”此时，大家找到所谓的“书法”，只不过只是戴着书法外衣的抄录。“赵长青们”因事受到调查或卸任丧失了权力，正如直销的组织被查禁，正如有人喊出“赵长青们”遗文的字不是书法，此时，所谓的交易只不过就是一种诈骗，是戴着书法外衣的诈骗，因为“赵长青们”的书写与书法相去甚远。确实的书法必须长年的书写实践中，必须对书法本体的思维。

更加最重要的是，在绘画和自学经典书法作品的过程中提纯了为善的意志（明理不道德），在书写中感觉并做人品与书品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确实做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赵长青的被调查，网络对其“书法作品”的批评，书法复归明理之天道，这意味著以书写诈骗时代的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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